一、传媒人，你为什么离开？
二、市场导向——离开体制后的变化和挑战
三、从“传媒”到“传媒”：媒体人的转型方向以及那些先行者们
四、离职创业的媒体人们：背后艰辛谁人知
五、优胜劣汰是常态，理性看待离职潮
随着互联网以及科技的发展，关于职业的讨论也逐渐成为主流话题，越来越多的职业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而传媒人是其中较为焦虑的那群人。大约从2014年开始，体制内的媒体人开始大规模外流，流向BAT等高科技公司旗下的音视频播放平台、影视机构，以及其他民营影视制作机构，也有部分选择自主创业。
是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市场环境造就了传媒人两极化的处境，有的人转型成功，开辟新的光辉大道，有的人无所适从，不断沉沦。传媒人离开体制的原因究竟有哪些？离开体制真的就会更好吗？离开体制后的传媒人都做了啥？这一系列问题将让我们更加理性的看待传媒人离开体制这件事。
传媒人，你为什么离开？
市场大环境的急速变化下，任何行业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所谓风口，能吹起猪，也能摧毁现存的东西。因此我们除了看到一些光鲜亮丽，也应该看到更大多数的选择离开的那些人。离职的传媒人作为其中的代表，他们为什么离开？
1、“停刊潮”：整体媒体环境下行
从2013年中国平面媒体的营收整体下滑25%开始，每年的数据都不忍看。作为中国内地最著名的财经类杂志——《财经》，2013年的营业收入呈前所未有的停滞状态，而其母公司财讯传媒，2013年的净利润也从上一年的3220万港元降至1740万港元，下降46%。进入2014年，报纸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年初，原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属《新闻晚报》停刊；4月底，《竞报》、《天天新报》相继休刊……一个个报纸的倒下正是市场环境变化的表征。传统媒体的困境，与严峻的经济市场形势有关，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直接挑战了传统媒体的地位，这也就给了传媒人更多考虑的空间，甚至是直接改变了应届毕业生选择的优先级。
2、绕不开的工资：收入降低是首因
随着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社会整体的流动性是增强的，其中人才的流动尤其明显。媒体，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行业；媒体人，不管是财经记者、娱乐记者、时政记者，还是调查记者，也只是一个职业身份，而谈职业自然就离不开钱，由BOSS直聘与《今日头条》联合发布的《媒体价值升级与技术融合——2016年媒体内容与媒体从业者生态报告》显示，北京、上海、深圳，是媒体行业平均月薪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为10110元、9570元和9280元。而整体来看，媒体从业者中，月薪万元以下的占多数，媒体行业的薪酬结构呈典型的偏分态分布，5000-6000元区间涵盖了49.6%的媒体从业者。
2016年各城市媒体行业平均月薪（数据来源：《2016年媒体内容与媒体从业者生态报告》）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相邻的北京和天津，收入差距就接近了两倍，更别说在广大的二三四线城市，还有大量的媒体行业，他们的收入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曾经有个段子曾这么调侃记者的收入：
每月拿着8000块，和一帮一月拿数十万块的公司老总们高屋建瓴地谈产业规划，这是财经记者；
每月拿着7000块，流着哈喇子说着年薪百万以上的人怎么吃穿玩乐，这是时尚记者；
每月拿着6000块，两眼放光地写“中国向何处去”之类的文章，这是时政记者；
每月拿着5000块，全国各地要追查真相，常常被赶出门偶尔被追打，这是记者中的战斗机——调查记者。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般的段子，但从段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记者这个职业的矛盾处境。不得不说，10年来，媒体行业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这也成为媒体人离开的主要原因。
3、“不一样的创伤”：理想与现实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许多为了信念坚守甚至不在乎钱的媒体人，但其实，在个例之外，更多的记者遭受到的问题还不止于钱，比钱少更可怕的是，精气神没了。过去很多记者为了跟一条线索，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累，都会想尽办法，有一股子劲。但现如今，有这种精神的记者少了。理想正在渐渐褪去，价值感正在慢慢消失，迷茫和焦虑却在与日俱增。现在一篇报道的传播效果相比过去大打折扣，至少在概率上低了很多很多，同时记者的地位也不如以前，记者在从业过程中的自豪感渐渐少了，新闻的无力感增强了。
而被大家还会忽略的一点是身体问题。“跑一次外采简直要我的命！”有的记者如是说，工作量大成了压垮很多人身体的那个首因，而身体也是记者吃饭的本事，没了身体，许多工作都没法完成。同时，长期熬夜是许多媒体人的现状，而这样拼命工作换来的收获却难以平衡。
离开体制后的变化和挑战
从互联网时代、到新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以及之后的AI时代，时代的浪潮，是不断迭代的，每个时代也会有每个时代火热的职业需求，因此，对于离职的传媒人，无论是进入市场化的公司还是自主创业，离开体制后会面临很不一样的挑战。

首先，用数据或者经济的角度衡量结果的挑战。媒体人的优点有很多，但也有缺点，例如有些人爱夸夸其谈、好高骛远，因此有些媒体人会有眼高手低的毛病，耻于谈钱，不讲经济效益。不少体制里的人走出来主要是为了提高收入，这很正常，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收入的多少对应着为此付出的大小，因为市场中的绝大部分公司都是结果（KPI）考核制，而非过程考核。创业的话就更加需要由经济头脑，当我们开始创业，我们做的东西是一个公司，是一个经济体，而不是以前的任务式的采访或者排版了，如果不谈钱，不想着这个经济体如何盈利的话，这样的创业是不会有结果的，而“做生意”这三个字的含义是需要能力加上时间去理解的。
其次，是资源利用的挑战。媒体人大多可以接触到非常多资源，朋友多人脉广，但我们往往也会受制于此，一方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只是表面上的朋友，实际并没有什么交集。所谓资源，如果只是停留在认识层面，没有产生互利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产生交易和合作，就不能称作资源。这样的资源，如果你不能有效利用，那和没有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资源有时候会让我们产生“关系社会”下的惰性，遇到任何事情第一时间想的是我可以找某某某，我要送什么东西等等，当然有时候这样的做法能有效果，但如果长此以往，你就会丧失自己的竞争力，你永远只能局限某个圈子里，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再有，是面对市场导向思维的挑战。以往，在体制内或者在某些传统媒体里，媒体人们面对的都是划定好的东西，标准的时间在标准的地点做着标准的事，不用考虑消费者怎么想，甚至你都没有消费者的概念，因为你做的事更多的是提供信息，你的盈利点只是接广告，在职级结构上你也可能只是一个“螺丝钉”而已，慢慢的你的思维也会固化，正如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离职时所说，“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
当然现在的媒体有在转型，但面对早已深谙市场规律的公司而言，媒体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竞争力。创业自然也是如此，创业者不能单凭自己和团队的兴趣，孤注一掷地盲目开发新产品。缺少充分市场调研的产品，其投入大都会打水漂。市场是变化的，公司的发展要跟着市场的变化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多思考，兴趣涉猎广泛，时刻关注新产业新动向。
从“传媒”到“传媒”：
媒体人的转型方向以及那些先行者们
当然，市场需要人才，人才也会评估和定位自己的能力去匹配市场，那么离开体制的传媒人一般都去了哪里呢？传媒人的哪些能力是被市场所需要的？
有资料显示，媒体人转型到企业，最容易也是最多的，是担任公关。因为企业公关工作很多都是和媒体打交道，而记者对媒体的生产、操作、审核等一系列流程比较熟悉，在媒体界也积累了众多的人脉关系，所以工作起来就轻车熟路。这已经是不少媒体人，尤其是财经记者重要的出口。比如，中国互联网界的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他们的公关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员工，很多都是媒体人出身。而在某知名市场化财经报纸内部，也流传一些小道消息，讲的是有个记者，采访过一次山东某上市公司的老板，没过多久就辞职去了那里，现在已经是公司董秘。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屡见不鲜，甚至我们开始觉得这很正常，只道是人往高处走。
其次，创业的也不在少数，而且由于这部分人被媒体报道的多也被更多人所熟知（嗯，还是要靠媒体）。比如早些年的崔永元、郎永淳、吴晓波，比如前央视总导演、主持人马东创办米未传媒，推出《奇葩说》等爆款网综；前《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辞职创办“秦朔朋友圈”；《财经》杂志资深记者赵何娟创立“钛媒体”，《中国企业家》李珉创建“虎嗅”；《创业家》前执行主编申音创办NTA创新传播机构；还有罗振宇的“得到”、方三文的“雪球”、李甬的“猿题库”、唐岩的“陌陌”、李学凌的“YY”……，这些曾经的传媒人都在不同的领域风光无限。
但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们从事的这些领域，除了一些特殊的个例，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还是传媒，只不过是广义上的传媒，也就是他们作为曾经的传媒人，深刻的领会或者了解到了大众传播的威力，面对大多数人进行内容的传播是他们所擅长的事，所以这些年特别火的一个词“内容创业”，也就是找到一个垂直细分内容领域，深耕下去，无论是做内容方还是平台方，总能拉到投资，推向市场，去看看能否经受市场的考验。比如做知识付费的罗振宇，从一开始的逻辑思维做内容，到现在做“得到”这样的平台方；比如创办米未传媒的马东，专门做泛娱乐的内容节目，非常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再比如钛媒体和虎嗅这样的互联网媒体，说到底还是一个媒体。
所以说，媒体人，确实创业会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他们见多识广，既有大局观的思维，也有对细节的把握，资源多，人脉广，再加上现在创业的整体政策环境向好，资本市场活跃且充裕，可能两三个人开创起来的公司，用上两三年时间，就能取得一定的成功。
离职创业的媒体人们：背后艰辛谁人知
面对前媒体人的鼓动，很多媒体人都跃跃欲试。但是创业并不简单，媒体人要创业成功，并不容易。在大量市场赛道被占据后，创业成功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你还得受得了煎熬。这种煎熬不仅来自周围的亲戚朋友，还有公司的伙伴，还有自己的内心。我也说过，我们不能忽略更大多数的离职传媒人，面对那些成功的创业者时，这里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其实还有更多的失败者，他们的经历你可能不得而知。
正因为成功很难，所以创业过程中的磨难比比皆是。
在央视工作了18年的张泉灵，由主持人转型创办紫牛基金后，多次在演讲中坦诚自己“活得像狗”，还说创业半年，“自己一个人偷偷哭过的时间，比之前十年加起来都要多”。她说，原来碰到坑，作为整个系统中的一环，有偷懒的心态，就想绕着走。“但现在怎么办?有坑怎么办，你不跳谁跳，你跳了之后路才是平的，别人才能走过去……
而同样进过央视的罗振宇曾在节目中坦言，当时离职时是混不下去了，“我把我当时的领导得罪了，他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这样离开后的他选择了自主创业，从一开始打造逻辑思维节目，一个人面对一个小摄像机讲，以及还有公众号每天早上六点的六十秒语音，罗振宇耐住了寂寞。之后他也没用停下来，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了他到处拉人的生意，为了说服湖畔大学的教育长曾鸣来“得到”开专栏，他锲而不舍地一路追到杭州，并将这个过程笑称为“追女神”。而目前“得到”中的李翔、薛兆丰等人，都曾被罗振宇“追求”过，时间从1到12个月不等，这其中的等待和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2017年8月，创业黑马上市，从中国企业家总编辑任上离职创业的牛文文，也被视为媒体人转型又一个成功的代表，但背后的艰辛却不足为外人道。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曾回忆创业黑马举办第一届黑马大赛时的一个细节：会场很冷清，一整天时间，就牛文文一个人在会场狂欢尖叫，既是队长也是队员，从头嗨到尾。做个创业者真不容易。
对于媒体人来说，转型只算是“越过山丘”，创业则堪比跋山涉水长途奔波了，有一身本事外还得耐得住寂寞、耐得住煎熬，媒体人创业是真的不容易。
优胜劣汰是常态，理性看待离职潮
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与转型压力，传统媒体人的离开已成常态。其实除了传媒行业，近几年来，传统产业遭遇社会大变革，凋敝关门者比比皆是，比如十分坚挺的零售业也遭遇困难，全球500强企业的门店说关就关，市场优胜劣汰再正常不过。因此，也有人评论说，“传媒行业里应声倒下的报纸就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说实话，目前我们的传媒行业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生产同质化严重，是该倒掉一批了。”
确实，这就跟前几年我国提倡的供给侧改革一样，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升质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受众的注意力就好比投票，投在了互联网，传统媒体那部分注意力自然就流失了。所以说，传统媒体不应全然责怪互联网或者新媒体，而是应该更好的抓住这一波转型机会，重新在市场上占据一个有价值的地位，提升自己的能力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批非常优质的媒体脱颖而出，为我们提供着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传统的纸媒也在转型的同时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依托融媒体改革，通过拥抱新媒体，打造更全面的盈利模式等手段重新迎来新生。
所以说，不要去想传媒行业里别人都离职了我该不该离职，甚至不管离职潮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拥抱新时代，找到自己的核心定位和价值，不断提升核心能力，少些唉声叹气，多些蓬勃朝气，这才是塑造竞争力的前提，也是良性的市场的发展面貌。